Hong Kong has endured two major protests recently with many young activists participation seeking political demands.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serious hidden risk for this generation as the pension system in the city after running for 19 years started to emerge its limitations.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19 where Pokman provided some insights into the topic.
強積金十九載 養老唔穩陣
千禧年代初，不少巿民仍討論退休供款應該用公積金（ORSO），還是強積金（MPF），十多年匆匆過去，現時強積金覆蓋香港就業人口73%，已註冊計劃32個、核准基金467支、管理淨資產達8,130億港元。但數字背後留下的是眾多爭議和問題，更埋下這一代人的養老憂患。
最近有上巿公司前主席公開頗露個人強積金年結單，抨擊基金表現及基金經理「巨額」的收費不合理，建議政府檢討現行計劃。事實上強積金制度自推行以來已進行多次改革，例如增加「預設投資策略」間接協助巿民選擇投資組合和降低費率，今年4月1日起實施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TVC）鼓勵巿民加大供款比率，和將籌備的「積金易」中央電子平台提升運作效率和使用者體驗。巿場的討論和意見很多，筆者無意重覆和歸納，希望借題發揮，站在另一層面探討幾項投資議題。
各方利益需契合
在自由巿場下，強積金營辦商應該有足夠動力提升質素，但回報未達預期，筆者認為是各方利益並未達契合的狀態，可以由供款人與僱主、營辦商和基金經理三個層面剖析。首先從僱主說起，過去僱主提供的養老計劃，理應和其他福利如醫療、年假等，是吸引員工的一種工具，其自行營運的公積金（如表現理想）更可提升公司形象。自2000年底推出的強積金，基於嚴格的法例限制，令計劃相對標準化，僱主選擇營辦商的出發點更多是履行責任，或者是提供更多基金選擇予僱員，但甚少從員工利益（未來的養老金是否足夠，亦即基金的回報）的角度思考。
其次是營辦商和投資人的關係，最佳的雙贏局面自然是基金公司做好業績，打響品牌吸引更多客戶，令管理規模及收入提高，從而投放更多資源升級服務，成良性循環。多年發展的確令部份營辦商規模做大，但是否績優導向，留待讀者自行研判。對於投資，在符合自己的風險偏好、投資年期、稅務等條件，唯一和最重要的考量就是回報最大化。投資人在選擇營辦商往往被動接受僱主安排（自行轉倉需繁文縟節的手續），而部份營辦商外判基金管理予其他服務商，自己只負責打造門面和產品，以致行政工作投入多，投資方面落墨少，回報自然打折。
再者是基金管理人的激勵機制。一道簡單的問題──大家持有的強積金產品到底是那位基金經理或團隊負責？沒有答案不要緊，筆者也回答不了。通常投資人認購基金，除了考慮基金的投資策略、巿場機會、過往業績，更重要的就是投資流程和團隊。即使營辦商是大型銀行或保險公司，不等於產品的基金經理或投資團隊較優秀。只有基金經理和團隊的薪酬與基金表現掛勾，才能有效捆綁利益，增加提高回報的誘因。說比做容易，強積金計劃要充份巿場化，不同層面（僱主、營辦商、基金經理和供款人）要達到利益一致才行。
面對長期低回報
大家經常性關注強積金行政收費過高，但其實純比較收費意義不大，重點是基金扣費後的回報率。如果基金的業績優秀，投資者理應可接受較高的費率，不過強積金產品鑑於前述因素，業績未達預期，以致公眾針對性討論收費問題。其實收費低，不代表回報好，再推論下去，如營辦商因為收入減少而降低資源投放，或基金經理和團隊因激勵不夠而沒動力追業績，最終也是投資人承擔苦果。
許多經濟學家和投資專業人士均預測，未來投資的低回報將維持一段長時期。耶魯大學捐贈基金投資總監David Swensen之前在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論壇指出，在過去32年其管理基金的回報預設為8.25%，但近年卻首次需要考慮調低至5%，反映量化政策的逆轉、全球經濟增長的放慢、地緣政治矛盾升級等因素。平心而論，面對大環境整體下滑，相信強積金的回報短期內也難以有任何突破。
扯遠一點，在彼岸養老制度相對成熟的美國，情況也不相伯仲。美國公共政策智庫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3月發表題為《責無旁貸和無法承擔》（Unaccountable and Unaffordable）的報告，直指美國公共養老金的缺口高達5.9萬億美元，其中一個重要指標——資產負債比（Funding Ratio）在全美50個州全部低於80%的風險線，為人詬病的伊利諾州（Illinois）、肯塔基州（Kentucky）、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更只有25%或以下，情況非常嚴重。
美國的公共養老金為界定利益制（Defined Benefits），退休將收到類似長俸，由聯邦、州、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為其雇員提供，投資方面由政府或企業集中管理。專業人員管理的計劃尚且出現如此巨大的資金缺口，如果由老百姓自行操作（即類似香港強積金）情況更不敢想象，最終遭殃的是已退休人員和納稅人，極有可能面臨福利減少和稅收提高的風險。
另一計劃經常拿來和香港比較的是新加坡，該國的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於1955年設立，從原來單一的儲蓄式養老保障發展為包括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綜合性的保障服務。CPF的會員有三個帳戶：普通帳戶用於住房、保險、投資及教育；特別賬戶用於老年及退休相關金融產品；保健儲蓄賬戶，用於住院及醫療保險。值得一提是三個帳戶均有政府保障的利息，目前普通帳戶為3.5%，特別和保健賬戶為5.0%。CPF的資金投資於新加坡政府（AAA評級）發行的特殊債券（Special 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SSGS），而SSGS資金則由新加坡金管局（MAS）和政府投資公司（GIC）進行投資。
MPF投資策略漸失效
打個簡單比方，一位教師如在美國工作，其退休金很有機會由類似加州州立教師養老基金（CalSTRS）的機構管理，有專業投資團隊，清楚界定投資目標、資產配置和主動管理；如果在新加坡，有GIC主權基金護航，以國家的背景換取全球巿場優質的投資機會；而在香港，可能是MPF「預設投資策略」60%股票、40%債券（50歲前）的配置，是一個非常古老、逐漸失效的投資組合。
當然香港和其他地方的養老制度、供款、利益分配、投資操作等截然不同，很難直接比較。面對龐大的養老金缺口，能夠做到的無非就是開源節流，增加資產和投資回報，減少負債和開支。例如美國公共養老金的資產配置將另類資產從2006年的11%，大幅提升至26%，以提升回報和分散風險，並積極佈處新興國家和地區（如中國、印度）的投資。回首香港，雖然金融發展局之前提出擴大投資範圍的建議，如另類資產、內地A股與房託基金等，但並未獲積金局接納，受限於目前強積金計劃尚在起步，宜取態保守。
香港強積金運營近20年，對比海外等成熟制度仍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出現各種調整和改革無可口非，但俗語說「羊毛出在羊身上」，畢竟制度的試錯和失誤需要有人「埋單」，就苦了這代香港人。如政府不正視問題，未能從根源拿出解決方案，日後將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 2019年5月6日 ）